博资考观察

和理工科博士刚入学就进实验室搬砖不同，文科博士的学业压力相对轻松，博士前两年以课程学习为主，三年级后才跟着导师正式开始学术研究，其中的分界点便是博资考。我们专业的考核方式是笔试+面试结合，在五月底进行专业课的笔试，笔试通过者在六月初参加面试，面试通过后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

虽然博资考在攻读博士的流程中很重要，但在学术界论文才是衡量成果的唯一标准，再会背公式、做题，写不出文章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往年系里并不会在考试上太为难学生。只要试卷别留白太多，老师大多会网开一面，后续面试也以聊天交流为主，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就把考试通过了。然而不巧的是，今年系里新上任了一位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领导对我们这些占着院系经费却不产出学术成果的混子可谓是深恶痛绝，互联网企业里那股“降本增效”的风便这么吹到了系里。

博资考首当其冲成为了一个开刀口，往年考核太过宽容，让一些不具备“学术潜力”的人也获得了读博资格，于是改革博资考、从严考核成为了其上任以来第一把火。那么要怎么体现改革是有成效的？最直观的做法就是提高考试难度，下调通过率。在古代，杀一个人往往不需要皇帝亲自开口，只要稍加暗示底下的人就会把事情办妥，这个古老的潜规则在现代大学同样适用。领导自己便是某门专业课的负责人，没等他亲自出手，另一位老师便心领神会地把试卷出好了，替领导达成了挂科指标。

试卷的具体内容我如今已记不大清了，可以确定的是和课上讲授的内容关系不大。不出所料，这份试卷让大多数人的卷面成绩都没有及格，但让太多人挂科也不行，那样就成了教学事故。理想的情况是让一个人挂科，这样既能完成领导的改革指标，也不会显得自己命题工作太失败。怎么实现呢？调分。标准是什么？调到刚好剩一人不及格。就这样，那位卷面成绩排最后的倒霉蛋不幸成为了改革潮流中的牺牲品。挂科并不取决于你学得够不够好，而只取决于有没有人比你更差。

在笔试成功挂掉一人后，领导似乎还是不太满意。光笔试加难度还不够，面试也得改！往年的面试流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作为国内顶尖学府，要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那就把面试办成开题答辩的形式，于是我的开题答辩就这样提前了一年。这个想法自然是极好的，唯一的问题是底下的学生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并不知情。直到面试的前一周我才被告知要提交研究计划书，赶鸭子上架，在一周内草草拟出了未来三年的研究路线。

而有了笔试挂人的前车之鉴，大家如同惊弓之鸟般，纷纷拿出200%的精力卷了起来，唯恐自己成为那位排在最后的倒霉蛋。原本学到6点就能下班，如今大家都自愿加班到了10点，也是把互联网的加班文化学了过来。我一向推崇work life balance，坚持准点下班，但在同侪压力下也不得不留到深夜。这大概是一种囚徒困境吧，准点下班本应是收益最大的行为，然而由于末位淘汰的存在，每个人都害怕成为被淘汰的最后一名，最终都选择了继续加班的收益最小解。不过往好处想，大家创造出了更多的社会价值。

原本系里计划笔试、面试各挂掉一人，但看到大家卷得如此拼命，领导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在面试中继续挂人。就这样，二年级的博资考在一片风声鹤唳中结束了，我侥幸通过了考试，领导的履历新添了一笔改革博资考的成果，至于那位不幸排在最后一名的同学，我不禁想起那个曹操借头的故事。